源众评论 | 乃万有错吗：女权主义是男人的礼物
导读：
近日某选秀节目说唱偶像乃万（Nineone)在音乐节上演唱时发表的言论,她说，“男生也有很多梦想，想做球员想做游戏玩家，但是到了十八岁他们的梦想成了买房买车，所以我们应该给心爱的男孩子一些宽容和理解，女生也要做自己，这才是男女平等”。这个言论引发了巨烈的争议，一些评论认为她在“媚男”，而乃万本人在5月6日回复，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图片来源某社媒
01 男方没有支配权，女性就有吗？
有的人想做球员，有的人想做电竞选手，有的人想做网红，而有的人可能仅仅只想完成学业，吃上一顿饱饭，梦想当然并无高低之分，但也折射了一个时代对于不同社会角色、职业和阶层的价值排序。
乃万提到男孩十八岁时的梦想变成了买房买车，和社会现实是相吻合的。根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发起的《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2020国人彩礼地图：哪个省的彩礼最贵？丨谷雨数据显示超过七成（73.8%）的婚姻都收过彩礼。彩礼在性别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方除了送礼金，超过七成送首饰，近四成送房送车，而女方回的嫁妆多数为床上用品、家电、家具等，只有三成包含私家车。
数据来源腾讯新闻谷雨数据
该项调查显示，有62.5%的彩礼金额是由女方长辈确定，14.4%由女方本人确定，加起来就是女方占了快八成。在这个问题上，只有3.3%是基于男方本人的意见。由此，该项报告指出，男方对彩礼基本没有发言权。
数据来源腾讯新闻谷雨数据
“天价彩礼”频频引发热议，在这些事件中女方漫天要价，谈钱不谈感情，显得极为不道德。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买房买车的梦想是来自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压力。对于男性来说，买房买车才意味着个人价值的实现，才意味着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有“议价权”。假如顺着这样的逻辑推导，那么乃万的话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不妥：男方既不能决定彩礼数额，也不能决定支配对象，那么当然应该由女方给予宽容与理解。
相信乃万本人是出于善意，意识到了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所造成的压力。但是她的建议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反而令人产生误解：难道男性的压力是女性施加的吗？男性的困境是女性造成的吗？这是乃万的话为什么引起很多人不适的原因。
乃万的问题在于她将性别不平等归因于单一性别的问题，把解决的方案抛向了个体。
02 性别比严重失衡下的婚姻挤压
“天价彩礼”的背后并不是女性的贪婪无耻、道德败坏，其本质是由于适婚性别比严重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所带来的后果【1】。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燕舞的研究统计发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男方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都算不上负担，从2000年开始，农村彩礼问题逐渐失控。这其实与我国的社会结构与人口结构变迁是相吻合的。前几年曾有过抓人眼球的新闻题目，中国农村的“三千万光棍”，并不仅仅是耸动的新闻，而是来自学者谨慎且权威的人口学统计【2】。
“天价彩礼”的背后既是对女性的贬低，也是对男性的挤压，尤其是低层贫困群体的挤压。一些研究，越是秉持着“男人一定要娶老婆”，“娶不上老婆就是没本事”这样观念的群体，对于天价彩礼的接受度越高。
男性对于彩礼没有支配权，却并不代表女性就拥有彩礼的支配权。彩礼的本质是婚姻交换。通过这样的交换，对新娘标定价格，女性让渡了她的人身权利。彩礼并不是由女性设置的婚姻障碍，相反，是父权制之下给予受剥削的女性的婚姻补偿，比如生育成本、母职惩罚、无偿劳动等等。
性别比严重失衡，是父权制之下对于性别的极端筛选造成的，这显然不能归因于那些未能出生的“消失的女孩”身上。彩礼的标价权和解释权也不是由女性掌握的的，女性仅仅是被标定价格的物品。女性从来没有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又谈何给男性施加压力呢？
云南民族大学学者陶自祥在中国部分农村的研究【3】发现，为了降低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家长会强迫女儿早婚，以获得儿子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彩礼。他在文章中写道，
高额彩礼给家庭所有成员造成危害最大的对象应当说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子和媳妇，而是嵌在家庭代内关系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
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Page=3&NewsID=17995
换句话说，在父权制体系下的家庭内部，真正的弱者是女性。彩礼并不是给予女性的礼物，而是加诸于她们身上的枷锁。女性不是这场婚姻“军备竞赛”的支配者和加害者，而是被压迫的受害者。
彩礼只是在当前父权制之下的权宜之计。
03 激进女权主义是男人的礼物
Radical Feminism is a Gift to Man
耶鲁大学罗伯特· 詹森教授长期关注性别议题，有很多发人深省的洞见，在Ted X Talk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名为"激进女权主义是男人的礼物”（Radical Feminism is a Gift to Man）【4】。詹森教授生长于美国中西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他矮小、瘦弱、“娘娘腔”、“书呆子”气，他的前半生花了许多的时间去追求“正常”，成为一个具有雄性气质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被看成是正常的、完整的人，直到他了解和接受女权主义的观点，才放弃了性别角色的挣扎。
罗伯特· 詹森教授在Ted X Talk
父权制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过时的词儿。詹森教授说只要一个社会是男性主导、男性定义、男性为中心、且男性控制知识的，那就依然是一个父权制社会。父权制是一系列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性安排，父权制并不仅仅是对女性的控制，同样是对男性进行规训。男性被要求成为竞争性强、对抗性强、控制性强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的人；而那些无法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人则会被排斥、被贬低，被看成不正常的失败者。
乃万说“包容男生，男女平等”看起来很正确，但是“包容”的主体不应该是女性。要打破父权制、获得男女平等，并不是仅仅是简单的“做自己”就足够的。在父权制的控制之下，没有任何性别的个体是真正的“自己”，又谈何说做自己呢？
男性要从性别刻板印象的规训之中解放出来，只是依赖于女性的包容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男性，可以像詹森教授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者，放弃那些在父权制之下所拥有的不劳而获的男性特权，去拥抱性别解放，拥有自由、独立、平等。
詹森教授在演讲最后说：
我们被告知，女权主义是一种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女权主义是对我们坚持“正常男人”的能力构成威胁。然而，一旦我们摆脱了病态的父权制，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拥抱触摸、改变、爱和生活。当我们放弃“正常”，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尤其是我们被规训得最惧怕的最激进的女权主义——对于男人而言，并不是威胁，而是伟大的礼物。
We are told that feminism is a threat, and in some sense that is accurate. Feminism is a threat to our ability to hang onto normal guyness. But once we let go of the patriarchal pathology of normal, we can more easily embrace touch, change, love, and life. When we let go of normal, we can see that feminism — especially the most radical feminism we are trained to fear the most — is not a threat but a great gift to men.
[1]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年龄性别比严重失衡，导致某一性别找不到配偶，而成为婚姻家庭的被挤压者。[2] 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为课题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认为到2020年，在理论上，20~45岁段人口中，男性人口会比女性人口多出约3000万。
[3]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中国民俗网。
[4] Robert Jensen, Radical Feminism is gift to man, https://robertjensen.medium.com/radical-feminism-is-a-gift-to-men-ccad979d72e8.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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